国家烟草专卖局拒绝公开控烟经费

国家烟草专卖局拒公开控烟经费，只因花费太少。10月12日《法制网》一篇题为《国家烟草专卖局拒绝公开控烟经费》的文章披露，据民间控烟组织的申请，我国8个控烟职能部门中的5个公布了在我国加入国际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后，自己在控烟方面的经济账本。而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均以“不属于信息公开范围”为由而拒绝公开各自在控烟方面的经济账本。

中国真是一个崇尚“集体”的国度，从党政机关“集体领导”，到随时、随事出现的“综合治理”及“领导小组”，无不体现“集体”意志。仅烟控问题，为落实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，中国就成立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，由卫生计生委、外交部、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工商总局、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八个部门组成。按说，这么多强势部门合力抓“烟控”，应该会得到“令行禁止”的效果。可实际上，类似“集体”的背后，往往却是无人实际担责，导致“有利相互争，无利相互让”的混乱局面。

虽然近几年社会不断反思“九龙治水”的弊端，可根深蒂固的体制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。当然，这个“烟控领导小组”一定还有一个办公室，办公室肯定会设在国家烟草专卖局。也就是说，烟控实际上是由国家烟草专卖局牵头。就烟控工作而言，可以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“很没面子”。2003年中国签署《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时，就向国际社会做出减少烟草使用和消费的郑重承诺。可10年过去了，中国烟控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步。有关资料显示，占世界总人口19%的中国，却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烟民，烟民总数量已达3.2亿，年消耗香烟达2万亿支，全球40%香烟系中国制造。

正因为在烟控方面工作不力，5年前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，中国得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奖项——“烟灰缸奖”。此奖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，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。中国““获奖”的原因，是“宁要漂亮的烟盒，不要公民的健康”。我们从三件事情就可以证明中国“烟控”是严重的“不给力”：一是变相的烟草广告“满天飞”，如“鹤舞白沙，我心飞翔”、“一品黄山，天高云淡”、“爱我中华”、“双喜临门”等等，目前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允许烟草广告？二是不顾国格，放任烟企滥用商标。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，大家最起码都有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共识，可这种损害人身体的商品，却使用包含“中华”、“中南海”、“黄山”等商标，一些华人在境外看到“中华牌”香烟包装盒上印有一个十分丑陋的图片时，想必会表现出应有的愤怒，这种准毒品使用“中华”商标，是对“中华”二字的亵渎。三是中国竟出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“烟草院士”。

中国控烟难有成效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特殊的体制——烟草业政企合一，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虽两块牌子，但却是一套人马，他们“左手抓烟控，右手抓销售”，不人格分裂才怪呢。难怪国际烟控专家帕翠莎•兰伯特批评中国烟控：“当中国政府官员在讨论控烟这一公共卫生政策时，烟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边。这就好像让狐狸坐在鸡笼里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。”在其他5个部门已经公布烟控账单之后，作为实际承担“烟控”职责的国家烟草专卖局，之所以拒绝公布控烟支出，并非像公布“三公消费”时因数字太大而不便公布，相反却是因支出过少而不好意思公布。